价值教育改革？还是社会价值改革？

上星期，教育部长王瑞杰提出新加坡教育将从“能力导向”转移至“价值导向”，全面改革学生的品格与公民教育，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项改革计划的背后，也反映了一个新加坡正面对的巨大挑战：如何在艰巨的时势中，重新寻找能够让新加坡持续生存并繁荣的中心价值观。

中心价值观的动摇，价值教育的真空

建国以来，新加坡以推动经济发展为全民努力的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确实成绩斐然。然而，以经济为导向的国家发展，也出现不可避免的价值观危机。以吸引外来投资者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政策，使得教育方向过于倾向知识的灌输与技术训练，也过于强调成绩为中心的评估制度。价值教育的理念虽然存在，但在训练人力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强大压力下，往往不被正视。大家都知道价值观的重要性，但随着新加坡社会的运作愈加讲求经济效益的时候，多数人到最后还是选择讲求务实，讲求效益，看重成果。新加坡人“怕输”、“怕死”的竞争心态，早已是新加坡人坦然承认的“全民价值”。

然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以及新一代的“表现”，也明显告诉大家，经济挂帅的想法需要改变。教育部提出教改，原因也在此。随着人口老化，生育率降低，加上各国经济与人才之间的竞争，新加坡新一代的责任越加沉重，可说是“一个也不能少”，甚至不够用。每一个新加坡孩子都不能被浪费，都必须获得充分的栽培，长大后也几乎必须能够发挥其潜能，为国家作出贡献。然而，多数的父母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必须花在工作上，孩子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相对地在学校、家庭以外的时间也越来越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随着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也以孩子的课业为中心，以成绩为导向。价值的灌输，往往变成对孩子绩效的要求。在如此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孩子的价值教育，基本上是真空的。

近年来随着世界气候与经济危机不断，引发人们对忽略价值观的反思，以及来自海外宗教或人文团体带动的反思思潮，如《弟子规》等读经风潮、慈济的关怀与救济事业，以及环保、有机生活主张等等，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新加坡人的生活价值观取向。曾经，领导人以“人人平等，有努力就有成果”的方式，推动人们勤奋工作，改善环境。但是今天，在以上各种危机和思潮的冲击下，新加坡人已不再拥有同一种想法。人们发现，原来所谓平等、成功、理想的环境等等，不只有一个定义。新一代的新加坡人，也似乎不再拥有过去三十年那么多的机会和物质生活条件。努力一定会有成果吗？这已是许多新加坡年轻人心中的一个大问号。而在国家、政府的层面上，在国家理念、政策方针上，似乎也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思考。今年大选与总统选举的成果，也可以看到政府与民间在价值观这点上的许多碰撞，民间对施政者提不出可以认同的价值观时呈现的不满情绪，以及民间价值观的分化、对话甚至辩论。

举国上下应对社会价值观反思与讨论

虽然总理一再呼吁大家给政府多一些时间处理外来人才、公共住屋等课题，但在满足人民需求和说服人民接受较不受欢迎的政策之余，似乎更需要的是政府与全民的“大对话”，要如何集思广益、携手合作，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确立一个可达到的新目标。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强价值观，要怎么做？大家首先都要了解新加坡的困境：虽然作为一个国家，却没有腹地，没有天然资源，而且是以一个国际化都市的模式在操作，依赖外来的投资，被外资开出的条件和要求所牵制，被国际时局发展所牵制，严格上来讲是一个“畸形”的国家。人们生活因空间所限，所以容易感到竞争、压力、没有退路，也是事实。那么，该怎么克服？政府继续务实？民间继续郁闷？这些可以解决问题吗？

笔者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必须找到最关键的观念分歧点。笔者深深地认为，其中一个很大的分歧点，在于人民的诉求中，总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或者是一个“一般”的都市，所以常常以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或一个“一般都市”应该有的，来要求新加坡；而政府则总是希望人民了解新加坡不是个“正常”的国家，也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一个“都市型小国”。如果全国上下不认清这点，再怎么沟通也难有突破。

如果新加坡不可能成为“正常”的都市或国家，那新加坡应该成为什么？要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达到这个目标？如果经济发展不再是唯一改善生活、维持高素质生活的万灵丹，那该要怎么做？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全国上下一起寻找。所以，不但教育改革是必要的，甚至举国上下，对国家价值观都应该进行反思。答案不会只有一个，但是都应该提出和探讨。这样，新加坡才会在一片郁闷中，找到新的突破点。


从多元化寻找新价值观的可能

近年来，新加坡致力于自然生态多样性的保育工作，取得一定的发展，也加强了人们对环境生态多样性的认识。国家公园局也正努力通过各种管道，鼓励公众对于自然环境保育工作的认识和参与。大家开始认识到，健康的自然环境并非只在在新加坡四处栽种花草树木、广辟公园那么简单，还要认识到如何维护新加坡原生的自然环境和生物，使其维持多样性的面貌，才能使得自然环境得以自给自足，持续繁衍长存。

其实，自然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性，能够带给新加坡人造环境、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一些启发。新加坡在社会建设、教育模式方面，是否出现过于单一化的现象？而这些单一化，是否是价值观问题的导因之一？

从小，新加坡人几乎都是在同一模式下生长。长大后，也几乎过着同一模式的生活。公共空间方面，新加坡的市镇，几乎都是以“一地铁站、一购物中心”为中心。每一件购物中心的商店，也差不多相同。由于商业区集中在市区，大家每天都往同一方向上下班、挤地铁、堵车，市镇内白天安静得无聊，商店生意总差强人意，市区内却拥挤不堪。到了周末，大家挤到市镇NTUC买日用品、吃饭、消费，到处大排长龙。

再看教育。学校的活动和教学法虽然比以往活泼和多元化，热闹一阵后还是要会考，几十年来，会考仍旧是那一道决定学生前途未来的关卡。虽然大家都知道工作和生活需要多种思维和技能，会考却还是以学术成绩来评估一个学生。父母忙着送孩子到最好的补习中心，差不多相同的才艺班，孩子每天玩差不多一样的游乐场、电脑游戏、逛差不多一样的购物中心，住的房子也差不多一样。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是差不多一个样子？

新加坡的小与整齐，有好也有坏。好是容易规划、管理，政策容易贯彻实行，资讯容易流通。坏也坏在太过整齐，资讯普及太快，社会容易产生“羊群心态”，容易比较，觉得人有我也要有，也容易觉得郁闷、孤独、无聊，很难从别的角度来看待一个问题或处理一件事。大家对同一模式的生活并非不厌倦，却总觉得无法跳出去。不知大家是否也有同感？

这样好吗？对一个小国来说，并不算是好事。现在的经济越来越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外来移民的增加在改变社会的面貌和生活方式。政府也需要多元化的团队来处理更多不同的问题。如果国人那么单一化，要如何面对这些改变？

重新检视会考的重要性和评估方式

新加坡下一代不能再是那么同一个样子。我觉得，第一个要改变的，不是教学法，不是学校评估，不是公民与价值观教育，而是会考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小六会考成绩分配中学、分配大学学科的做法。新加坡领导人是那么地强调灵活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会考却像紧箍咒般困住那么多代的学子，令人费解。现实生活强调的是合作，会考强调的却是竞争。会考，其实是殖民地时期英政府为了甄选公务员而制定的评估模式，但那不是让一个小国持久发展的好模式。殖民地政府要选的是对大英政府和文化高度认同的官僚，但新加坡需要的是每个孩子，不管学术智商如何，都能有一技之长，做出贡献，勇于走出安全区，自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新加坡建国初期，内阁成员的背景也非常多元化，人民的生活空间、特长也是多元的。正因为这种多元化，多种个性、生活经验和特长，才能造就今天的新加坡。然而，今天我们把会考看得太重要，盲目地把孩子的发展和成长以应付会考作为导向，过于偏重学术智商的培养，加上社会环境已经非常单一化，对下一代的身心发展和生存其实并无好处。

能不能改变评估学生的方式，从会考的成绩，逐步转向学生的平日表现？可否让评估也包括学生的群体作业，鼓励他们各展所长，合力完成作业，一起面对评估？让学生不再把大量时间花在练习大量习题和作答技巧，而把时间转向通过各种活动增加对生活经验的累积？让他们能够自主阅读、观察、体验、实作、记录、分享所得？

大家一直以来都在谈论，为什么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成功让孩子在学前时期顺利掌握双语，之后却困难重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语文学习导向的改变。学前时期，语文教育注重生活上的沟通能力，与生活紧密联系。孩子通过生活化的学习，很快就能掌握双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小学开始，语文教育却开始转向学术能力的训练和应考技巧，尤其是华文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几乎与日常生活脱钩，而主要以通过会考为目的。学生感觉不到华文和生活的联系，华文学习的兴趣、热诚和进度自然降低。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学习不能与生活脱钩。不只是华文。目前，新加坡孩子的学习途径，过于课堂化、平面化和电脑化，缺乏对生活的真实体验。虽然孩子有机会参与一些校外体验活动、课余辅助活等，但对真实社会仍旧缺乏直接而全面的认识。

近年来，教育风潮也主张通过“玩”来学习，提高孩子对学习的兴趣。生动有趣的学习方式并不是不好，但那也不是学习的全部。现实中的学习过程并非只有乐趣，也充满障碍、挫折、枯燥、等待。死命啃书，或者拼命地玩，都无法让孩子看到真正的生活所需的学习态度，也无法变得沉稳和认真。学习毕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玩，而是要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周围。这种认知，才能运用在生活和工作中。可惜的是，社会耗费了大量的心力来栽培孩子，孩子却无法具备种种生活智慧，到头来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孩子的黄金学习时期。

身为家长，我也见证了孩子学习环境和态度的改变。从还未入学时认真地学习每一步，到每天只想玩，到后来有同学跟她说“你考得比我好，我就不要跟你做朋友”这种匪夷所思的话，实在感慨万千。遇到家长时，新加坡家长紧张孩子的华文跟不上，新移民家长又紧张孩子的英文赶不上，大家都在考试和竞争中倍感压力，怕孩子落后，一失足成千古恨，千方百计通过早教早学，要孩子早早识字读书，打好学术能力，为进入小学后的课业做准备。但是，没有多少家长和孩子感到开心，很多时候只有郁闷和疲累而已。

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待孩子的教育。教育并不只是学术能力，而是对整个社会的认识。教育孩子不只是教育部、学校和老师的工作，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大家不能只站在原地，对教育部提出诸多期望和呼吁，自己却袖手旁观。孩子的教育是多层面的，学校教育根本无法承载那么多。教育部和学校有人员和时间的限制，人员也有时间和能力上的限制，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政府其他部门，私人机构、民间团体、各行各业人士，以及家长，其实都是孩子的老师。我们都有义务，通过各种活动、合作、实习等管道，让孩子有机会接触社会的不同层面。与其让孩子终日活在虚拟的电脑网络世界里，倒不如增加他们与现实社会的接触，协助他们开拓真正的人际网络，与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层的其他新加坡人互动，开阔其视野。

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从小协助维持和照顾学校和周围社区的环境和设施，帮助社区内的老人、小孩和不幸人士，从捡垃圾、照顾游乐场开始，慢慢扩大他们的工作范围。只有将孩子的角色从使用者转换成照顾者，才能让他们真正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学会珍惜周围的一切，不把良好的居住环境视为理所当然。

这些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育，正是更广义的公民与价值观课程。大家虽然明白这些活动的意义，学生也有机会参与类似的体验性活动，但并不是持续性的。唯一有持续性的活动，只有考试。但是，体验性活动必须有持续性，才会对学生的思维和行为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蜻蜓点水的短期接触，只能让学生有初步认识，却无法将认识转换成更多新的主张和行动。到最后，学生还是得以考试为要务。这也不难明白，为什么多数孩子长大后，仍然摆脱不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状难以改变”的惯性思维。

要把新加坡人从这种惯性思维解放出来，首先还是得让孩子从会考中解放出来，让价值导向的活动重要性逐渐取代会考的重要性。如果会考的机制不改，仍旧是“一考定生死”，再多推广价值导向教育的努力，也难以立竿见影，困难重重。果断地将教育的功利性减低，社会的功利心才会一起减低，让原本已经很小的环境停止内耗性的互相竞争，大家才会以更正面的态度去谈价值观的建设，新加坡才有突破现状的希望。会考衍生的升学压力和开销压力减低，也能让新生代对生养孩子有比较积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改善新加坡的低生育率。

全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改变，未来越来越难预料。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主义与市场经济模式，已经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似乎正在暴露更多问题，也明显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此多的不确定，使人类需要更多元的思维找出适合各自环境的生存方式，而不能再继续追求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正如自然生态一样，人类也需要多元化才能生存。开始呈现僵化的教育制度和社会思维，更急需改变。但愿新加坡能勇敢走出新的方向，为持久发展找到全新的力量。